新纪录！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主发动机累计完成15次重复试验

法治状况的最终评估与分析由行内专家负责，包括随机拣选的政府官员、执法官员、法官、立法会议员，以及法律专业人士。

如果市场的无形之手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国家的有形之手就没有介入的必要。参见姜明安: 《法治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公民权利》，载《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1 期。

笔者认为，在这两大诉讼中，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级别管辖的确定。笔者主张，补偿决定作出后，在法定的诉讼期间和复议期间完成前，政府不得申请人民法院先予强制执行，否则就回到了《拆迁条例》的老路上。那么，房屋征收时被一并收回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否为征收标的呢?对此，《征收条例》未予明确规定。[9]如《济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暂行规定》第3 条规定: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为本市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市市区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我国学界已经提出了诸多标准以期从实体上解决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界定，[29]但没有任何一项标准或任何一个标准体系能够真正解决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

概括而言，关于补偿协议的性质和补偿协议履行纠纷诉讼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观点之一主张，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在补偿问题上更类似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更宜通过自愿、协商的程序，而非单方、强制的方式形成补偿关系，因此，达成补偿协议后产生的纠纷，应属民事诉讼性质。[3]参见王达: 《试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参与人》，载《中国房地产》2011 年6 月上半月刊( 综合版)。全面修宪与局部修宪的界限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全面修宪？什么情况下可以采用修正案修宪？如果说宪法基本原则是不允许修改的话，那么，对宪法规则和宪法基本原则的从属性原则的修改是否应当有区别？宪法原则（指从属性原则，下同）是比宪法规则更高层次的宪法规范，因此在修改时，理应有更严格的程序。

同时，在文明、民主之前增加富强作为社会主义的定语，与前面的坚持改革开放是遥相呼应的，针对着某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左派，不顾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富强而一味纠缠于姓社姓资的现象，修正案特别突出了社会主义不仅应当是文明、民主的，而且首先应当是富强的，体现了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推动中国宪法修正案发展的力量可能远远不止这三种，现实生活总是比形成文字的法律规范复杂得多，也比学者们描述出来的状况复杂得多。[34]当然，就中国宪法的实施来说，目前的问题不是宪法解释太多太滥，而是太少太缺。如果反对者是多数人，法律就难以修正，如果社会上某强大集团从规则现状获利，那么规则可能一点也碰不动。

此外，宪法第19条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中增加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不必要的。宪法修正案应当局限在少量条款的修改上，全面修宪可以大量变动宪法条文，但却不能改变那些属于基本原则的条文。

人们可能对自己的私利盲无所知，很多问题只有很少人有直接利益，一条修正案究竟对哪些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一时还难以看清，这时候利益往往表现为一种间接性，含糊性，这种间接利益很难计算，好处是潜在的，遥远的。[21]宪法序言是否可以修改？虽然各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序言不能修改，但在各国修宪实践中修改宪法序言的情况较为少见。权利如果没有权利者的诉求就很可能是苍白的，只有势力和利益并不会创造法律，创造法律的是表达要求的势力和利益。[50]法律的社会解释假定利益是存在的，利益转化为要求，然后在法律中产生反应。

修宪这样一个看似高层次的运作，实际上与基层选民选举、与整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部机制是否健全和完善，有密切联系。《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者的纷纷‘落马等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私有财产问题的思考和激烈辩论。我国现行宪法的31条修正案所修正的内容似乎超出了修正案应该修正的范围，其中对宪法规则的修改仅有8条（第11条和第25-31条），对宪法原则的修改却有23条，这样以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原则的做法引起一些争议。[35] 因此当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时，意味着原有的解释已经达到一种极限，对这种极限的突破已经超出宪法解释的范畴而需要动用宪法修改的手段了，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修正案第7条（将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也就应运而生。

[31]即使制宪者在制宪时可能并没有某种意思，后来的宪法解释者们赋予了其新的含义，但这通常也是指制宪者们由于历史的局限而不可能预料到后来的情况，如果他们能够预料则一定会赞同这样的解释。也有时候，利益不总是很明显的。

对1975年宪法进行全面修正的1978年宪法，是以四人帮及其党羽等少数人被捕为代价而出台的，随后通过法律程序（虽然这种程序可能还不很完备）剥夺了其人身自由。[17]因此修宪的范围应当限制在宪法规则和宪法基本原则的从属性原则方面，其中又应当以宪法规则为主，尽量不要修改那些从属性原则，[18]因为从属性原则毕竟也是原则而不是规则，对原则的变动总是一种较大的变动，过多地修改原则容易导致宪法的不稳定，这是我国宪法学者对我国修宪过于频繁提出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74]从总体上看，推动修宪的力量是社会各种力量综合较量的结果，修正案是多种力量磨合的产物，修宪的过程及其结果不仅反映了社会上占优势的群体的利益，也多少反映了相对弱势的群体的意志，任何强大的少数派都以修正案、修改或妥协规定在法案上留下了它的印记。但这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改革派与温和派的较量，较量的结果以温和派下台、代表温和派思想的1978年宪法被全面修正、改革派大获全胜而告终，并随即出台了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说明，而不必采用修正案的方式对原有宪法表述进行修改。政协这几年制定了许多具体的规章制度。而省级人大代表的作为，依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又受到下一级人大（县级）的监督，县级人大受到选民监督。这一阶段的征求意见通常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并非进行全民讨论，而一定范围又往往是与级别、地位等密切相关的，如1998年年底，中共中央对修宪形成了初步意见后，12月5日将该意见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或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征求意见（这是党内征求意见阶段）。

这些不同阶段的提法都是在逐步对计划经济作一种扩大解释，希望在不变动宪法原有条文的情况下，通过这些解释能够尽量拓展其含义的范围，使之跟上时代的步伐。又如宪法修正案第5条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第7条将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等，都是符合国家改革总体趋势的，1982年宪法对这些内容的规定已经明显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而这些内容又很难通过宪法解释来赋予其新的含义。

宪法史也反映了此间发生的至少4次革命、2次政变和3次外国势力的干预。在我国的修宪实践中，总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然后由常委会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修宪，这种惯例引来一些批评。

就连负责该项提案的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孙晓华也承认，1998年提出这个提案有些过早。[83]修宪的过程在不断展现社会力量的变化，某些力量在增强，某些力量在让步。

如果把这一条仅仅理解为肯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则是片面的，它由民主当派提出来，不可能对民主党派全无好处。但是，一般来说，代表的联名是有一定规律的，以我国目前人大代表的组成来看，以各代表团联合的可能性较大。但其中，社会变迁是宪法修改的主要原因，法学界的理论研究对实践中的修宪不能说没有作用，但也不能夸大这种作用。法国是一个宪法多产的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15次全面修宪，这固然与法国宪法过于刚性而不够灵活有关，但更与法国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有关，在3次君主立宪制、2次帝制、5次共和制的背后，存在着激进派、温和派、保守派等各种社会力量较量的纷繁复杂格局。

政治斗争风云多变，各种势力角逐的结果很难出现长期的一边倒状况，一般是各领风骚若干年，在政治斗争中各派力量往往有分有合，新的联盟、新的对手、新的组合在不断出现，两党制、多党制的轮流执政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党内不间断的斗争也体现了这一点。有的国家宪法规定由行政机关、或国王、或总统享有修宪提案权。

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国家领导人可以不稳定，但宪法要稳定，宪法的稳定比人的稳定更重要。与前3次宪法修正案主要是对经济条款的修正相比，第4次修正案的内容明显地偏向于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在2004年的14条修正案中，涉及公民权利的有4条（第20、22、23、24条），涉及国家机构的有6条（第25、26、27、28、29、30条），二者在14条修正案中共占10条，说明我们的修正案已经越来越有宪法的味道，越来越像宪法修正案了。

常委会一般不可能在社会上完全没有修宪要求的情况下自己主动提出一个修正案，常委会总是在社会上已经有修宪呼声、而且这种呼声已经形成了一定影响后才会将其纳入工作程序，这时候程序可以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将那些不适的修宪案消灭在程序阶段。制宪权是原始性的权力，对制宪权的约束多是软约束，作为约束制宪权的自然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不具备法的基本要素，如强制性、规范性等，国际条约对宪法的约束也是有限的。

[26]如果大量宪法规则都需要变动，那么这其中一般也会包括对宪法相关原则的变动，这时候可以考虑全面修宪。[69]法律是如此重要的社会现象，因而人们不能离开社会的其他方面而孤立地分析法律，如果孤立地研究法律，就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特征，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和法律的复杂性。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呢？笔者初步认为，可以转化为宪法问题的根本政治问题应该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国家性。2、在局部修宪背后的社会力量。

此外，邓小平理论在1999年入宪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95年开始，一些人以万言书等形式，历数改革开放的弊端，反对十四大的决策和邓小平理论，[62]面对这些讨邓檄文，宪法修正案对邓小平理论的明确肯定就是对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的一次有力反击和邓之后的国家领导人将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一种宣誓，可见这些修正案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不是空穴来风。他们不是为了完善宪法而要求修宪，在他们眼里，国家大法对他们经济地位的肯定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为自己的经济权利而斗争的方式之一就是诉诸宪法的语言文字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这种保护自身经济权利和利益的强烈愿望及其实力是推动宪法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宪法生存和演进的社会土壤。

[86]根据我国宪法，有权提出修宪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这种扩大解释也是有度的，不论我们怎样扩大解释计划经济，都不可能把它解释成是市场经济，否则宪法解释无异于指鹿为马，强词夺理，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解释宪法，宪法也就名存实亡了。

又如由中国民主建国会最先提出来的宪法第4条修正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既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其它党派的领导地位（针对着80年代末社会上有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潮，修宪者们认为有必要重申党的领导原则），又肯定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合作与协商的地位，对双方都有利。[36]当然这并不是说，前面的种种解释就是多余的，正是那些解释实现了改革的渐进式发展道路，是质变前的量变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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